士人的“文武分途”
武人從士人中獨立出來，是文人獨立的前提。南宋王炎感慨兩宋：“文武分為兩途，士大夫不服習于騎射，而軍旅之士屬之武夫，士有談兵者，人必笑之�！保ā峨p溪類稿》卷21）唐最初實行府兵制，尚有古之遺意，但“唐有胡風”（陳寅恪語），多用胡兵胡將，后來又兼行募兵制，更造成了武人中品類不齊，不通漢文化者居多，他們的軍官逐漸從漢族士人隊伍中獨立出去。武則天時期，科舉考試中增加“武舉”一科，不久又樹立與孔子并立的武圣人，東西兩京建立“太公尚父廟”，祭祀齊國姜太公。樹姜太公為武圣人，享受與文圣人孔子同等規(guī)格的待遇，武人有了精神歸屬神，說明社會對于武人的重視，也標志著武人的獨立，其結果就是此后的“安史之亂”及藩鎮(zhèn)割據。
此前“文武不分”是因為士人有天生的做官權利，世族豪門的子弟在兩漢的察舉制度和魏晉以來“九品中正”制度下，是不容爭議的士人�？婆e制度最初就是為了矯正這種不平等，為寒門或庶族地主出仕打開一扇門�？婆e制度，在隋唐的目的是“取士”（選拔有做官資格的士人），給寒門子弟一個出頭的機會。唐代是禮部主持科舉考試，通過考試取得做官的身份，再到吏部參加“關試”，關試考“身言書判”，這一關過了才是官。應考者通過了科舉考試，可能通不過關試，要想做官還有多種選擇，如從軍立功異域，或應聘到幕府受到地方大員的推薦保舉也一樣有機會。在這種情況下，“文武兩途”不可能劃分得很清楚。
宋代隨著世族豪門的解體，天然有做官機會的人越來越少，因此科舉考試發(fā)生從“取士”到“選官”的演變，禮部、吏部二試合一，一考定終身，中了進士就可以做官了，而且是文官。
宋朝自開國以來，有懲于唐中葉以來的武人擁兵自重，重文輕武，并形成風氣，這也進一步促進了文武分途（可參見拙作《水滸識小錄·武舉、武監(jiān)、武學生》）。宋代的“文武分途”日益成熟，即使在外患頻仍時期，這種秩序也沒有打亂，棄文從武者也是極少數(shù)。
讀書人的不同出路
從現(xiàn)代教育角度看，古代教育所培養(yǎng)的都是文科生。從其知識結構看每個人都能成為文人，但由于其受教育程度不同，材質有高下、命運有否泰，出路結局也有很大差別。最幸運的是考中進士，進入官場，從此為文作賦、吟詩填詞成為娛樂或業(yè)余愛好。次一等的，奔走貴官豪門，或做幕僚、幫忙、幫閑。第三等的，則就業(yè)于宋代興起的文化產業(yè)。第四等的，流落江湖，成為游民知識分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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