兼收并蓄，不立門戶之見。周行己早年在接受洛學的同時，也受到關學、新學的影響，他將新學之代表龔原與程頤、呂大臨并稱為“能傳古道”之人。同時，行己也拋開黨派之爭，表現(xiàn)出對蜀學領袖蘇軾的欣賞，四庫館臣評論其學問雖出程氏，“而絕不立洛、蜀門戶之見”。在書院的教學中，行己也體現(xiàn)出不拘泥于一家之學的包容精神，雖為洛學門生，卻在傳授洛學“涵泳義理”之學脈的同時，又倡導關學“學以致用”之學風，在講授洛學“理”為萬物本源的思想時，又雜糅關學的“氣”說進行講解。
經世致用，推崇真才實學。周行己對實際問題頗為關注，他強調學“病乎無實，不病乎無名”，“士之學道，亦欲兼濟于時”，認為學者在修身之外，也應有兼濟天下的情懷和經世致用的才能。行己本人曾在《上皇帝書》中針對國家財政困難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，這種對于務實精神的追求，亦表現(xiàn)在他對于人才培養(yǎng)和選賢制度的觀點上。北宋時期內有太學，外有郡縣之學，但朝廷仍患人才之難，周行己認為這正是由于“養(yǎng)之之道有所未至”“取之之法有所未盡”。為此，行己主張改革養(yǎng)士、取士之法，培養(yǎng)德才兼?zhèn)洹⒉⿲W多能之人，在選賢方面提出應注重對學者實務能力的考察。
（三）
周行己在浮沚書院的教學中將“尊道貴德”置于首位，體現(xiàn)了儒家的人文精神。儒家士人對“道”的追求分為兩個互相關聯(lián)的層面：其一，以“道”修身，完善自身人格，實現(xiàn)“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”；其二，以“道”治世，實現(xiàn)全社會的完善，即“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”。對于“道”的追求是超越個體的身份、地位本身的。浮沚書院作為興起于民間而以講學和研究為主的書院，繼承了儒家早期“有教無類”和以道德育人的理念，強調人人皆應受道德洗禮，這種平民化的教育精神，展現(xiàn)了儒家式的人文關懷。
浮沚書院亦成為當時關洛之學在永嘉傳播的重要場所，為浙東學術之繁盛奠定堅實基礎。永嘉雖于東晉太寧元年置郡，但在北宋時期，依然是“僻遠下州”。以周行己為代表的永嘉士人利用各種機會跨越地理障礙，去接觸、聆聽關洛之學，通過創(chuàng)辦書院，將這些主流的思想傳播至永嘉各地，成為學術中心對學術邊緣發(fā)生作用的媒介。
浮沚書院培養(yǎng)了許多杰出人才，造就了永嘉學風的繁盛之景。在永嘉之學的傳承中，周行己作為繼王開祖之后，真正奠定其學派規(guī)模者，為后來的諸多學者提供了思想指引。南宋鄭伯熊、鄭伯英兄弟很大程度上繼承和發(fā)揚了周行己的學術思想，傳洛學亦兼?zhèn)麝P學，經陳傅良、葉適等人的發(fā)展，最終形成了與理學、心學鼎足而立的永嘉學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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