敦煌壁畫一開始就不同程度地具有中國氣派和民族風格,形成自成體系的中國式佛教藝術。在這方面,古代畫家們立下了豐功偉績。值得稱道的,是在繼承和發(fā)揚民族藝術傳統(tǒng)的基礎上,借鑒外來藝術時他們那種宏偉的氣魄和抉擇精嚴的態(tài)度。
敦煌壁畫對外來藝術的借鑒,主要表現(xiàn)在兩個方面:
人體解剖
如果把十六國時代的墓室畫與同時期的敦煌壁畫相比,可以發(fā)現(xiàn):墓畫人物多寬袍大袖,造型簡略.而對人體解剖不簽注意,象征性裝飾性的味道較濃;敦煌壁畫人物多半裸或裸體,描寫細致,人體比例和解較準確,因而真實感較強。同一時期,同為中國畫家所作,為什么有這樣大的差別呢?根本原因是中國繪畫與以希臘羅馬為中心的西方繪畫,同于兩個不同體系。中國以寫意著稱,西方以寫實見長。
中原繪畫,以儒家禮教思想為基礎,講道德,尚倫理,穿深衣大袍,蔽體深遠,籠形體于衣內(nèi),因而人物形象不見骨筋,不重立體感,著重表現(xiàn)“寓形寄意”的象征性的裝飾美。魏晉十六國墓畫即屬于這一體系。
敦煌壁畫直接受到龜茲壁畫的內(nèi)容、形式和表現(xiàn)手法的影響,而龜茲壁疏又直接傳自于印度和阿富汗。印度、阿富汗的佛教藝術里則早已吸收了西方藝術的營養(yǎng)。因此壁畫中的人物,特別是菩薩,比例適度,解剖合理,姿態(tài)優(yōu)美,手式纖巧,真實地表現(xiàn)了人體美。這種寫實手法,為敦煌畫家所接受,大大地加強了壁畫人物解剖的合理性,彌補了漢晉繪畫之不足,促成了新的民族風格的成長。
西域暈染法
我國繪畫起初不事暈染,戰(zhàn)國時代開始在人物頂部飾以紅點。兩漢時代才在人物面部兩頰暈染紅色,以表現(xiàn)面部的色澤,但立體感不強。西域佛教壁畫中的人物,均以朱紅通身暈染,低處深而暗,高處淺而明,鼻梁涂以白粉,以爾隆起和明亮。這種傳白印度的凹凸法,到了西域為之一變,出現(xiàn)了一面受光的暈染;到了敦煌又有所改進,并使之與民族傳統(tǒng)的暈染相融合,逐步地創(chuàng)造了既表現(xiàn)人物面部色澤,又富有立體感的新的暈染法,至唐而達到極盛。正如畫史上評吳進子的壁畫時所說的“人物有八面,生意活動”,“道子之畫如塑然”。所以段成式贊嘆吳進子的畫是“風云將逗人,鬼神若脫壁。”這樣的形象,在敦煌壁畫里比比皆是。這種新的暈染法,促使壁畫的寫實風格不斷地發(fā)展和完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