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年來，關(guān)于長城及其歷史的研究，中外學者已有許多重要的成果。論者或從歐亞大陸上農(nóng)耕民族與游牧民族之間資源爭奪的宏觀視角，或從中原王朝為“御邊”而大興土木及其后果的角度，或從討論長城及其配套設(shè)施的營建出發(fā)，多有新見。歷代也有不少詩文對死于長城修建之役的普通人表示同情，對統(tǒng)治者因修長城而濫用民力進行鞭撻。但是，對于長城兩邊的普通人怎么想，怎么做，他們對長城怎么看，關(guān)注甚少。這可能是因為材料的局限，但我認為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人們更多地從國家和統(tǒng)治者的立場去看長城，而真正在這里世代生活的農(nóng)民、士兵、牧人們卻被遺忘或漠視了。
20世紀初，有位美國旅行家蓋爾（William Edgar Geil,一譯蓋洛）從山海關(guān)一路行走到嘉峪關(guān)，這個對中國充滿好奇和贊譽的西方人曾有個愿望，即在長城邊尋找一千個不同的人，聽他們講一千個傳說和見解。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完成了這項工作，但在他于1909年出版的《中國長城》一書中，的確講述了許多普通人的故事。這并不是說他不關(guān)心長城的建筑和與其相關(guān)的重大事件，而是說這種態(tài)度和我們同樣熱愛和鉆研長城、卻只注意其偉大之處的同行有著巨大的差異。他記錄的這樣一段經(jīng)歷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：
我們向他詢問哪條路通往長城以及距離有多遠，他告訴我們怎么走，并準確說明長城在三英里之外。“但我從未見過它。我從早到晚都在樹林中打柴，這沉重的工作使我抬不起頭來，所以我從未見過長城”。
一個人在求溫飽而難得的時候，會想到長城甚至它有什么意義嗎，哪怕它近在咫尺？難道我們會因此責備他不愛國或者破壞了長城地區(qū)的生態(tài)？
明朝嘉靖初年的長城邊上發(fā)生了這樣一件事：
一日早，虜賊五騎至興武營暗門墩下，問墩軍曰：“我是小十王、吉囊、俺答阿卜孩差來邊上哨看，你墻里車牛晝夜不斷做甚么？”答曰：“總制調(diào)齊千萬人馬，攢運糧草勾用，要搜套打你帳房�！辟\曰：“套內(nèi)多多達子有哩，打不得，打不得�！庇盅裕骸拔以琼f州人，與你換弓一張回去為信�！倍哲娫唬骸澳闶琼f州人，何不投降？”賊曰：“韋州難過，草地自在好過，我不投降。”（王瓊：《北虜事略》）
有個韋州（今寧夏同心縣）的漢人投了蒙古，跑到長城邊上向明朝守軍打探消息。雙方互通情報之后，明朝守墩的軍人勸他投誠回來，但這個人卻拒絕了，認為在家鄉(xiāng)度日比草原艱難。這時，我們會碰到某種道德困境：我們會批評這個人背叛明朝降“敵”，還是對他在老家過不下去被迫出走表示同情與理解？長城真是一道不能逾越的界嗎？在歷史上，除了戰(zhàn)時，長城兩邊的人是否就像許多界鄰地區(qū)一樣，有著不斷的流動和交往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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