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今人們常說：“富不過三代。”其實，宋時已有此一說：“此今之富民，鮮有三世之久者。”（呂皓：《上邱憲宗卿書》）蘇洵曾感嘆：“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，以復于貧�！保ā短镏啤罚┥倘吮忍镏黠L險更大，“有朝為富商，暮為乞丐者”（《朱子語類》卷130）。達官顯宦同樣難免，如名將郭進在其新居落成之日，當著眾多賓客，指著兒子說：“此賣宅者�！惫M死后，新居“果為他人所有”（《夢溪筆談》卷9）。至于由貧而富的實例，在洪邁《夷堅志》中就有不少。對于經(jīng)濟上的社會流動，宋人概括道：“富兒更替做”（《袁氏世范》卷下）;“貧富久必易位”（黃震：《黃氏日鈔》卷78）。當時還出現(xiàn)了不少此類諺語：“白屋多起家，膏粱易偷惰”（何坦：《西疇老人常言》）;“若還懶惰必饑寒，莫到饑寒方怨命”（羅大經(jīng)：《鶴林玉露》卷5）。與社會競爭日益激烈相適應，人們格外重視教育后代：“人生至要，無如教子”（劉清之：《戒子通錄》卷6），以此來防止家道衰敗。
其三，職業(yè)上：“士多出于商”。在我國古代，人們的身份被固化為四大類別——士農(nóng)工商。士列四民之首，商居四民之末，等級差別明顯，高低貴賤分明。隨著商品經(jīng)濟的發(fā)展，“貴者始富，賤者不富”（王應麟：《困學紀聞》卷2）的舊格局被打破，出現(xiàn)了“貧富貴賤，離而為四”（《黃氏日鈔》卷5）的新趨勢。四民由四種不同的身份逐漸演變?yōu)樗姆N不同的職業(yè)，且有相互轉(zhuǎn)化的可能。范仲淹《四民詩》便將四民一視同仁，并為商人鳴不平：“轉(zhuǎn)貨賴斯民。遠近日中合，有無天下均。上以利吾國，下以藩吾身�！薄拔嵘虅t何罪，君子恥為鄰�！鼻迦松驁愓f：“古者，四民分;后世，四民不分�！保ā堵浞珮俏募肪�24）在他看來，所謂“后世”恰恰始于宋代。
隨著商人地位的提高，宋代士商相混。蘇轍渲染道：“凡今農(nóng)工商賈之家，未有不舍其舊而為士者也”。（《上皇帝書》）沈垚說得更直白：“天下之士多出于商�！庇捎谀承┵v商舊規(guī)被突破，商人之子搖身一變而為士，再變而為官者大有人在。宋仁宗時出任都轉(zhuǎn)運使的鄭驤、宋神宗時官拜參知政事的馮京就是兩個突出的實例。宋人說：“錢如蜜，一滴也甜”（惠洪：《冷齋夜話》卷8）。在金錢的誘惑下，官吏經(jīng)商成風，甚至一身二任。亦官亦商者，如大將張俊，他既是樞密使，又是臨安大酒店太平樓主，還經(jīng)營海外貿(mào)易;亦商亦官者，如茶商馬季良，他家本為茶商，因附鳳攀龍，官至兵部郎中、龍圖閣直學士等。
最后應當指出，社會流動與社會控制是社會自我調(diào)節(jié)的兩翼，社會流動絕非越大越好。尤其是經(jīng)濟上的向下流動，一旦規(guī)模過大，貧困戶猛增，暴發(fā)戶飆升，勢必造成社會動蕩。宋代多數(shù)時間全國范圍內(nèi)的社會流動尚屬適度。這正是宋代既富有活力，又不曾發(fā)生全國規(guī)模的民眾反抗事件的一個重要原因。當然，宋代的社會流動是有限的，有學者稱之為“單線社會流動”（李弘祺：《宋代教育散論》），貧者賤者上升的概率不大，遠遠不足以填平貧富貴賤分化、階級階層分野的鴻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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