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的家，整潔安靜，比我想象得要簡陋得多。
書房和臥室的書架上，擺滿了他自己寫的和別人寫的書�？蛷d里，也和很多普通人家一樣，用一個博古架把會客區(qū)和餐廳區(qū)隔開。我細細打量這所謂的博古架，上面擺著的物件尋常且過時，甚至還有一瓶絹花放在上面。
這是不尋常的。
所以，當他吃過早飯，挪動著患病后不方便的腿腳走向我，并為我的等待表示歉意時，我的問題沖口而出：柴老，你搞了一輩子文物，這家里怎么沒件古玩呀？
因為他不是別人，他是柴澤俊——山西古代建筑研究第一人，負責過永樂宮搬遷管理和施工，主持過晉祠圣母殿修繕工程、五臺南禪寺修繕工程、去臺灣鑒定并迎回靈石資壽寺十八羅漢頭像、獨自拿出布達拉宮修繕方案，在山西這個全國文物大省當了12年古建筑研究所所長、當了8年山西省文物局總工程師的柴澤俊。
他把手一擺，淡淡一笑：“文物干部都有個不成文的規(guī)定，自己家里不能有文物。要說拿文物，就是我揀個你們眼里的爛東西都是好的，我認識呀，但咱不做那事，這是搞文物的禁區(qū)�！�
人們總會對堅持職業(yè)操守的人產生敬意，尤其當他每天面對的是價值連城的寶貝。我更好奇的是：這份鑒寶的眼力是怎么練出來的？有沒有什么秘笈傳承？
他哈哈大笑：“哪有什么秘笈？我是個初中只上了三個月的高小畢業(yè)生，我研究東西也好保護東西也好，下了很多苦工夫，工作50多年，從來沒有過過什么禮拜天節(jié)假日……”
話匣子就此打開——
1954年，在太原大營盤等活干的年輕人
我是臨汾人，我父親是從山西大學堂畢業(yè)的，我還記得有塊學校獎給他的牌子，上寫“六榜第一”，但他29歲就故去了，我當時只有兩歲半。
家境困難，我剛讀到中學就失學了，就一直想出來找點事情干。1954年，我20歲了，背個鋪蓋到了太原，每天一大早就到大營盤沙河橋上等活。有時候一天能掙8毛，有時候一天能掙1塊。并州路邊有很多飯攤，買一碗高梁面就是一頓飯，一天還得花兩毛錢店錢，睡大通鋪。
9月，父親的同學徐德俊介紹我到晉祠文管所打臨工，那兒當時正翻修獻殿，我在工地干的是拉砂、篩灰、拌灰這些重體力活。
苦不苦？當然苦，可從來沒想過“咱回家吧，回到臨汾咋也有地種有飯吃”，我就覺得，人的一生如果不在青年時期受一點苦、見一點世面、學一點真正的知識，一生都會無所作為。
晉祠里最忙的小工人
在工地上，很快我發(fā)現(xiàn)一個問題，每次用馬車拉來石方土方，人家報多少就是多少。我說這一馬車最多能拉半方多石頭，怎么可能是兩方呢？大家很高興：你會算？那以后你來給咱做這個工作。從這開始，我就專心做計算、報表事務，把工匠拆下來的構件分組編號。到了年底，獻殿暫停施工。我就到了在晉祠設計太原市城市規(guī)劃模型的小組做雜工，平時人家做模型我就留心看，程序、造型、彩畫，一點一點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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